期货配资投诉多 西南军区成立，按惯例司令应该是刘伯承，毛主席用人却高人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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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军区成立，按惯例司令应该是刘伯承，毛主席用人却高人一等
1949年11月，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。这一消息如春雷炸响，震动了整个大西南。人们纷纷议论，新中国的军事布局即将完成，但谁会执掌这片广袤的土地？
众所周知，刘伯承将军率领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大西南。按照惯例，他理应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毛泽东主席却另有安排。
让我们回到1949年初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军委一方面部署第二野战军从东面入川，另一方面又派贺龙统领第十八兵团从北面进军。这是一场三龙入川的大戏：刘伯承、邓小平和贺龙，三位将领各展所长。
第二野战军原本拥有三个兵团，但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被派往两广。因此，进入四川的只有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。面对幅员辽阔的四川，再往西还有西康和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的西藏，仅靠这两个兵团显然力有不逮。
胡宗南的国民党大军从西北退往西南，形势愈发复杂。毛主席审时度势，派遣贺龙率领一个兵团从北面入川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用兵的全局观。
西南军区成立在即，司令员人选成为关注焦点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毛主席最终选择了贺龙而非刘伯承。这一决定背后，蕴含着毛主席高超的用人艺术和洞察全局的非凡眼光。
刘伯承是四川本土将领，早年在川军中担任过旅参谋长和团长。相比之下，湘西人贺龙在四川的军旅生涯更为辉煌。1923年，贺龙出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；1925年，又升任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。贺龙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远胜刘伯承。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，贺龙就是总指挥，而刘伯承则是他的参谋长。
大西南的政治格局与其他地区迥异。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，却从未真正掌控四川。刘文辉、刘湘、邓锡侯等川军军阀一直与蒋介石貌合神离。战争末期，刘文辉和邓锡侯果断宣布起义，脱离国民党阵营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大批川中将领纷纷起义。
据邓小平后来透露，川中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多达90万。面对如此庞大的队伍，如何有效管理成为一大挑战。毛主席深谙其中关键：必须任命一位分量足够的西南军区司令员，以震慑这些起义将领。
贺龙无疑是最佳人选。在早年川军中，贺龙的威名与刘文辉、邓锡侯等人不相上下，远超刘伯承。选择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，更有利于安抚和管理那些国民党起义将领。
解放大西南是两路大军共同完成的壮举。任命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为西南军区政委，另一路大军统帅贺龙为司令员，这一安排可谓合情合理。如果由刘伯承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，贺龙的位置就变得尴尬了。
刘伯承以其过人的智慧，很快洞悉了中央的用意。他主动请辞，离开大西南，前往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。对这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而言，这是最理想的归宿。被誉为＂当代孙武＂的刘伯承，终于可以实现教书育人的夙愿。年事已高的他，眼疾困扰多年，正好借此机会告别繁重的政务和军务，安享晚年。
让威风八面的贺大帅坐镇大西南，性格敦厚的刘伯承赴南京办学，对二人而言都是最佳选择。这一安排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用人的高超艺术。
1950年2月，西南军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。贺龙身着戎装，威风凛凛地检阅部队。看台上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并肩而立，目光中满是欣慰。这一幕定格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画面。
贺龙上任后，立即着手整合西南地区的军政力量。他深知，要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站稳脚跟，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贺龙亲自会见了刘文辉、邓锡侯等起义将领，以诚相见，化解疑虑。
在一次会谈中，邓锡侯忐忑不安地说：＂贺司令，我们过去是对立的，现在能否真心合作？＂贺龙豪爽地拍着邓锡侯的肩膀说：＂老邓啊，革命胜利了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不能携手共创未来？＂这番话打动了邓锡侯，他当即表示全力支持新政权。
贺龙的魄力和气度赢得了众多起义将领的敬重。在他的领导下，西南军区迅速稳定了局势，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与此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如鱼得水。他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。1951年，刘伯承在一次讲座上深情地说：＂我们打了一辈子仗，现在终于有机会培养下一代的军事人才了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骄傲。＂
毛泽东的这一用人决策，不仅化解了潜在的矛盾，还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所长。贺龙在西南军区大展拳脚，刘伯承在军事教育领域建树颇丰，邓小平则在政治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1956年，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回顾道：＂当年西南军区的人事安排，看似打破常规，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们要用全局的眼光看问题，把合适的人放在最需要他的地方。＂
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领导者的用人之道不应拘泥于固有模式，而应该因时制宜，知人善任。毛泽东在西南军区的人事安排，展现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。
今天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不禁要问：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，我们是否也能像毛泽东那样，打破常规，用全局的眼光来选贤任能？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领导者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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